六国破灭，非兵不利 ，战不善，弊在赂秦。赂秦而力亏，破灭之道也。或曰：六国互丧，率赂秦耶？曰：不赂者以赂者丧，盖失强援，不能独完。故曰：弊在赂秦也。
秦以攻取之外，小则获邑，大则得城。较秦之所得，与战胜而得者，其实百倍；诸侯之所亡，与战败而亡者，其实亦百倍。则秦之所大欲，诸侯之所大患，固不在战矣。
思厥先祖父，暴霜露，斩荆棘，以有尺寸之地。子孙视之不甚惜，举以予人，如弃草芥。今日割五城，明日割十城，然后得一夕安寝。起视四境，而秦兵又至矣。然则诸侯之地有限，暴秦之欲无厌，奉之弥繁，侵之愈急。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。至于颠覆，理固宜然。古人云：“以地事秦，犹抱薪救火，薪不尽，火不灭。”此言得之。
齐人未尝赂秦，终继五国迁灭，何哉？与嬴而不助五国也。五国既丧，齐亦不免矣。燕赵之君，始有远略，能守其土，义不赂秦。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，斯用兵之效也。至丹以荆卿为计，始速祸焉。赵尝五战于秦，二败而三胜。后秦击赵者再，李牧连却之。洎牧以谗诛，邯郸为郡，惜其用武而不终也。
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，可谓智力孤危，战败而亡，诚不得已。向使三国各爱其地，齐人勿附于秦，刺客不行，良将犹在，则胜负之数，存亡之理，当与秦相较，或未易量。
呜呼！以赂秦之地，封天下之谋臣，以事秦之心，礼天下之奇才，并力西向，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。悲夫！有如此之势，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，日削月割，以趋于亡。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！
夫六国与秦皆诸侯，其势弱于秦，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。苟以天下之大，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，是又在六国下矣。
——北宋·苏洵《六国论》
六国被秦灭亡的教训，两千余年来，一直是许多文人史家关注的话题。仅“三苏”就每人写了一篇《六国论》。苏轼的《六国论》，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，突出强调了“士”的作用。苏轼认为，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，是久存的原因。只要把那些“士”养起来，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，国家就可以安定了。
苏辙的《六国论》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，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，共同抗战，灭国是咎由自取。
苏洵的这篇《六国论》不同于以上两论。看来，老子还是比儿子的视野要宽邃一些。在上文中，苏洵不是就事论事，而是借题发挥。苏洵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，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。借古喻今，以谈论历史供皇帝借鉴，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。
从历史情况看，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“赂秦”。六国的失败，主要是政治上保守，因循守旧，不重视改革，不能坚持“合纵”政策去对付秦国的“连横”政策，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。
另一方面，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始，使秦国国力大增，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。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，民不聊生，由分裂到统一，符合当时人们的客观愿望。
秦统一中国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苏洵对此并非不知，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：“以赂秦之地，封天下之谋臣；以事秦之心，礼天下之奇才，并力西向，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。”
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，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，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，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，要用武力，要抵抗。明代何仲默也曾说过：“老泉论六国赂秦，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，而卒以此亡，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。”
宋朝建国后，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，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，采取了“重文抑武、虚外实内”的政策，削弱边关的实力，调集重兵驻守京城。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。后辽国乘虚而入，屡犯边疆。
宋太宗继位后，曾两次派兵抗辽，均遭失败。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，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，又遭败绩。真宗景德元年（1004年），辽大兵压境，直逼澶州城下（今河南濮阳），威胁汴京开封。于是，宋与辽签定了“澶渊之盟”，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，绢二十万匹。
到了仁宗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，辽再次要挟，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，绢十万匹。第二年，西夏也来要，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，绢十万匹，茶三万斤。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之中，付之东流。苏洵对此痛心疾首，他借古喻今，痛陈利弊，对当权者进行规劝，希望其改弦易辙，增强国力与敌斗争。
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，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，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：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，终于爆发了“靖康之变”（1126年），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，为后起的金所灭，徽、钦二帝被俘，客死异国他乡。
但是古人世界观与家国观的局限性，注定了历朝历代重蹈覆辙的历史必然性，非一两个当世的醒者可以改变。千古一统自秦始，百代皆用秦制。一句话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制度，决定了中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演进。
秦灭六国又称秦朝统一之战，战国末期，七大诸侯国之一的秦国消灭了其它六个诸侯国，完成了中国的统一。
公元前238年，秦王政铲除了丞相吕不韦和长信侯嫪毐集团，开始亲政。嬴政在李斯、尉缭等人的辅佐下制定了“灭诸侯，成帝业，为天下一统”的策略。具体措施是——笼络燕齐，稳住魏楚，消灭韩赵；远交近攻，逐个击破。
从公元前230年攻打韩国到前221年灭齐国结束，共计十年的时间，先后按顺序消灭了韩，赵，魏，楚，燕，齐等主要山东六国，结束了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国家，即秦朝。
但是，我们不要简单的认为秦朝能够统一中国就是秦始皇的功劳。个人认为，除了“战国七雄”中的六国自己不争气以外，很大程度上，在于嬴政之前的数代秦王和秦国军民一代代强国富民的历史积累。
尤其是司马错平巴、蜀之战，白起攻楚之战与芈八子诱灭义渠，可以说，这三个重要的历史大事件，一步步先后将秦国推向了强盛的顶端，并且拥有了稳定的战略后方。
尤其是楚国的衰亡值得一提，楚威王十一年（前329年），楚威王卒，子熊槐立，是为楚怀王。
楚怀王在即位后，开始重用屈原等忠直的大臣，针对主要弊政进行一系列的革新，却引来楚国贵族一致性的反对。日久，难以抵挡反对声浪的楚怀王遂心灰意懒，变法终告失败。秦国东进，韩、魏屈服，秦、齐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。
雄踞南方的楚国，西邻秦，东接齐，地域辽阔，地缘位置极其重要，是制约齐、秦争雄的关键力量。商於之地六百里，当在今丹水流域一带，是秦、楚相接地段，武关在其中，物产富饶，战略地位十分关键。秦国后来准备对齐国发起进攻，但彼时正值楚齐“交善” 。秦惠文王很忧虑，与丞相张仪商量对策。
张仪自告奋勇，前往楚国游说，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条件，要楚怀王“闭关绝齐” ，待楚、齐绝交后，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。楚怀王见受到欺诈，恼怒至极，举兵伐秦，结果惨败，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张仪“诈楚”之事。
楚怀王十七年（前312年），楚、秦间的大战全面展开，秦大胜，斩首八万。又攻楚之汉中，取地六百里，设置汉中郡。次年，秦又攻楚，攻取了召陵，楚国无力还击。前299年，楚怀王被秦昭襄王骗去秦国，竟然客死咸阳，楚国国势从此急转直下。
楚顷襄王时代，秦国多次伐楚，拔西陵、巫、黔中等地，公元前278年，秦大将白起攻陷楚国国都鄢、郢二城后，楚国被迫迁都于陈地，后又再迁于安徽寿春。都城多次东迁，大大挫伤了楚国士气民心。到了楚考烈王当政的前后，楚实际上已徒具大国之名，远远无法与秦相匹敌。
回望历史，笔者认为秦朝的强大主要在于秦国在秦孝公时期实施的商鞅变法，但那时候的“法治”非今日之“法制”。简言之，“霸王道”的做法使秦国迅速崛起，但也埋下速亡的种子。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详阅拙文集《“锋说”三千年》之相关文章。
最终，秦灭六国也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，数百年的战乱，文化崩溃经济凋敝民不聊生，秦始皇也仅是在政治、军事上完成了强权征服。但并没有与民休息，恢复民生。
实际上，秦始皇称帝后，民众所受的奴役和压迫较春秋战国时代更甚，光是征发几十万人修建陵墓与长城就已经是“暴政”了。再说，六国后裔也并没有真心臣服，项羽一起兵就纷纷叛乱了。
从大历史观来讲，秦始皇开辟了新的皇帝制度，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还不允许，秦朝依然重用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治国，也更加走向暴虐与极端。
事实上，直至一百年后，到了汉武帝时期，中国才算是真正统一起来。然而，皇权专制制度自秦建立之日起，就已经不可逆转的走向最终的灭亡了。后续的朝代也皆是如此。一言以蔽之，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结局，落后的文化属性决定了落后的、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。
相传，当年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因遭贵族排挤诽谤，被先后流放至沅、湘。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，他自沉于汨罗江，以身殉国。在他决定自杀之时，遇到了一个渔夫泛舟江上。屈原叹道：“举世皆浊我独清。”渔夫说：“沧浪之水清的话，可以洗头；沧浪之水浊的话则可以洗脚。”
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历史，如今看来丝毫不逊三国之精彩纷呈，各色人等粉墨登场，拜将入相，尤其是苏秦和张仪，一个身挂六国相印，主张“合纵攻秦”；一个终身辅助秦惠文王，“连横伐交”，两人可谓在战国的中后期大放异彩。再加上后继之范睢和李斯，终使得秦国一统天下。
然而，我却觉得渔夫的话才极具大智慧。家国天下数千年，其兴也好，亡也罢，其实受苦遭殃的永远是老百姓。多少江山跌宕，就有多少白骨堆积。“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 一壶浊酒喜相逢。 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
张锋编撰 己亥深冬写于启东翠彧轩
